“你确定要签吗？”配资炒股配资网站
中介小姐用带着口音的英语问我。她的眼睛瞟了一眼合同上的数字，又看了看我。
我没有犹豫。
笔尖落在纸上时，我的手在抖。不是因为害怕。是因为我知道，这一笔下去，我的人生就不属于我了。
我叫玛丽亚·桑托斯。今年三十二岁。来自马尼拉北部的布拉干省。
那是我人生中最平静的一个下午。窗外是中介办公室嗡嗡作响的空调外机，空气里弥漫着廉价消毒水的味道。我穿着一件从二手市场买来的白色衬衫，袖口已经起了毛边。我的手指粗糙，指甲缝里还带着在老家帮邻居洗衣服时留下的肥皂渍。
合同上的条款我看得很清楚。
十年。不得擅自离职。不得恋爱。不得结婚。每月工资扣除中介费后，实际到手大约相当于人民币两千元。食宿由雇主提供。
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
这意味着我将错过我儿子所有的童年。他将从五岁长到十五岁。他会第一次掉牙，第一次骑自行车，第一次考试，第一次毕业典礼——所有这些，我都只能在手机屏幕的另一端看着。
这意味着我的身体、我的时间、我的一切，从签字那一刻起，就属于一个远在五千公里之外的陌生家庭。
但我还是签了。
因为我的儿子需要一双不被打折的腿。
我儿子哈维尔四岁那年，被诊断出患有双侧髋关节发育不良。医生说，如果不做手术，他这辈子可能都无法正常行走。
“手术费大概需要一百二十万比索。”医生推了推眼镜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“那是私立医院的价格。公立医院要排队两年以上，而且不一定能约到专科医生。”
一百二十万比索。
我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我是单亲妈妈。在马尼拉，我在一家小超市做收银员，每月工资折合人民币大概一千五百元。我的母亲在家帮人缝补衣服，一个月能挣几百块。我们三个人——我、母亲、哈维尔——挤在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铁皮屋里。下雨的时候，我们要用塑料盆接水。台风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去邻居家的水泥房里避难。
一百二十万比索，大约相当于十五万人民币。
这对我来说，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那天晚上，我抱着已经睡着的哈维尔，坐在门口发呆。邻居家的电视机里传来欢快的音乐，有人在唱卡拉OK。马尼拉的夜晚从来不会真正安静。摩托车呼啸而过，狗在远处狂吠，有人在巷子里大声争吵。
我把脸埋进哈维尔的头发里。他的头发又细又软，带着孩子特有的奶香味。他睡得很沉，不知道他的母亲正在黑暗中无声地流泪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菲律宾有太多的玛丽亚。我们都是母亲。我们都爱自己的孩子。但我们也都穷。
我的一个姐妹，叫格蕾丝，三年前去了迪拜。她走的时候，她的女儿才两岁。她在迪拜给一个富裕的家庭做家政，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，一个月寄回家一万多比索。去年，她给家里盖了新房。
她走的时候哭得很厉害。她说她不想去。但她女儿有心脏病，手术费太贵了。
我理解她。我现在也理解了。
第二天，我去找了格蕾丝的母亲，问她要了中介的电话。
中介公司在马尼拉市中心一栋老旧的写字楼里。电梯是那种老式的手拉门，上升的时候哐当作响，让人心惊胆战。
但办公室里收拾得很体面。墙上挂着菲律宾国旗和各个国家的国旗。还有一张巨大的照片，上面是十几个穿着制服的女佣，站在一栋豪华别墅前微笑。照片下方写着：“海外菲律宾工人——国家的英雄”。
英雄。
这个词让我觉得荒谬。
一个要把自己卖掉才能救自己孩子的母亲，是英雄吗？
但我知道，这个称呼是真实的。至少对菲律宾政府来说是真实的。海外劳工每年往国内汇回几百亿美元，是这个国家经济的命脉。没有我们，这个国家早就垮了。
中介小姐叫琳达。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问了我的年龄、学历、婚姻状况、有没有孩子。
我告诉她我有大专文凭，学过两年护理。
她眼睛亮了一下。“会护理？很好，很好。中东那边的家庭最喜欢有护理背景的。可以照顾老人或者病人。”
她又问了我会不会做饭，会不会用洗衣机，会不会照顾小孩。
我说我都会。
她让我现场叠了一件衬衫，又让我用英语做自我介绍。我都做了。我的英语不算好，但沟通没问题。毕竟我们国家从小学就开始教英语。
琳达很满意。她说我条件不错，可以安排去一个好雇主那里。
“什么样的好雇主？”我问。
“沙特阿拉伯，吉达。雇主是医生家庭，家里有两个孩子，一个老人。包吃包住，每月工资按合同规定。两年合同，期满可以续签。”
然后她说出了那个数字：扣除中介费、保险费、签证费、体检费、培训费之后，我第一年的实际收入大概是……
我算了一下。大概相当于一年两万五千人民币。
也就是说，我要工作六年，才能攒够哈维尔的手术费。
“能不能更快一点？”我问。
琳达看了我一眼。那个眼神我后来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那是一个中介老手在评估一个“商品”的潜力时的眼神。
“有一个选项，”她慢慢地说，“但是条件比较苛刻。雇主要求十年长约，而且限制比较多。但工资会高一些，而且预付一部分。”
这就是我签的那份合同。
十年。每月实际到手相当于人民币两千多一点。雇主预付了我相当于三万人民币的安家费——这些钱后来都用来支付了哈维尔的手术定金。
三万人民币。
为了这三万块钱，我卖掉了自己最宝贵的十年。
那时，哈维尔刚过完五岁生日。
来沙特的那天，哈维尔在机场哭了。
他拽着我的裙子，不肯松手。我母亲站在一旁，红着眼眶，但没有哭。她知道她不能哭。如果她哭了，我就走不了了。
我蹲下来，捧着哈维尔的脸，告诉他：“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，挣很多很多钱。等你病好了，妈妈就回来了。”
他不理解。他才五岁。他只知道妈妈要走了。
我亲了亲他的额头。他的皮肤很烫，带着低烧。他生病以后总是容易发烧。医生说这是身体虚弱的表现。
我站起来，转过身，拖着行李箱走向安检口。
我没有回头。
如果我回头了，我就走不了了。
飞机起飞的时候，我看着窗外的马尼拉。从空中看，这座城市很美。有海岸线，有高楼，有大片的绿色。但你走近了就知道，这座城市有太多穷人的铁皮屋，太多吃不饱的孩子，太多为了孩子卖掉自己的母亲。
近十个小时后，我降落在了吉达。
出了机场，热浪扑面而来。沙特的空气是干燥的，像要把人身体里的每一滴水都蒸干。我穿着长袍，裹着头巾，感觉自己像被塞进了一个烤箱。
来接我的是一个司机。他不会说英语，只是看了看我的护照，然后示意我上车。车上还有另一个女人，看起来也是新来的女佣。她来自印度尼西亚，一路上都在哭。
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。也许和我一样，为了孩子。
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。
但我知道，在这个国家，哭是没有用的。
雇主家是一栋三层别墅。白色的外墙，铁艺的栏杆，院子里种着棕榈树。这种房子在沙特很普通，但在我看来，像宫殿一样大。
但我没时间去欣赏。因为我到的那天晚上，就被带到了佣人房。
佣人房在厨房旁边，大概四平米，放了一张单人床，一个衣柜，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。没有窗户。只有一个小通风口。门可以从外面锁上。
墙上贴着一张纸，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写着“家规”：
每天早晨五点起床。先准备早餐，然后打扫一楼客厅和餐厅。
上午七点叫醒孩子，帮助孩子洗漱、穿衣、吃早餐。
上午八点半送孩子去学校。
送完孩子后，开始打扫二楼卧室、三楼会客厅、楼梯和走廊。
中午十一点半开始准备午餐。
下午一点清洗衣物。衣物必须分类手洗。雇主的内衣必须单独洗。
下午三点半去学校接孩子。
接完孩子后，陪孩子做作业、玩耍、吃点心。
晚上六点开始准备晚餐。
晚餐后打扫厨房、倒垃圾。
晚上九点给老人准备睡前护理（包括喂药、翻身、换尿布）。
晚上十一点完成所有工作后才能休息。
没有提到休息日。
没有提到加班费。
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我的权利的事情。
我后来才知道，这栋别墅里除了我，还有另一个女佣，来自斯里兰卡。她叫阿米拉，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三年。她的脸上有一道疤，从眼角一直延伸到嘴角。我问她怎么弄的，她没说话，只是摇了摇头。
后来我从别人那里听说，是之前的一个雇主用熨斗烫的。
我的生活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马拉松。
每天凌晨四点半，手机闹钟就会把我叫醒。我不需要闹钟也能醒，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习惯了这种疲惫。即使只睡了五个小时，我也会在固定的时间睁开眼睛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不起来，早餐就会来不及。
早餐要做得很丰盛。男主人喜欢吃西式早餐：煎蛋、牛肉香肠、烤面包、现榨果汁。女主人喜欢吃阿拉伯式：鹰嘴豆泥、橄榄、面饼、红茶。孩子们喜欢吃甜的：蜂蜜、果酱、麦片。
我要同时准备三种不同的早餐，还要保证每一样都做得完美。
有一次，我把牛肉香肠煎得稍微焦了一点。男主人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把盘子推到我面前，指了指牛肉香肠，然后指了指垃圾桶。
我重新煎了一份。
煎第二份的时候，我在心里想：在菲律宾，我的儿子哈维尔今天早餐吃了什么？
我母亲说，他最近胃口不好，总是不肯好好吃饭。
我每个月寄回家的钱，除了支付他的医疗费和康复治疗费，剩下的勉强够我母亲和哈维尔吃饭。他们每天吃米饭和便宜的蔬菜，偶尔买一点鸡肉。哈维尔想吃汉堡包，我母亲买不起。
我想起有一次，哈维尔在商场门口看着别人吃汉堡包的样子。他眼睛直直地盯着，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我当时拉着他走了，告诉他妈妈没钱买。
如果当时我有钱就好了。
如果我在这里多挣一点钱就好了。
但如果我在这里多挣一点钱，就意味着我要在这里待更久。待更久，就意味着我要错过更多。
哈维尔五岁。六岁。七岁。八岁。九岁。十岁。
这些都是我错过的年纪。
在沙特，女佣唯一的半天休息日是星期五。但说是休息，其实只是下午可以出门几个小时。雇主规定，我必须在晚上七点前回来。
每个星期五下午，我都会和其他女佣一起，去城市边缘的一个小公园。
说是公园，其实只是一片空地，有几棵棕榈树，几条长椅。但对我和其他女佣来说，这是我们唯一的自由天地。
我们会坐在长椅上，分享彼此带来的食物——通常是自己做的简单点心，因为我们的工资买不起什么好东西。我们会聊天，聊各自的雇主，聊各自的家乡，聊各自的孩子。
大多数时候，我们都在哭。
不是因为委屈。是因为想念。
有一个叫诺拉的，来自印度尼西亚。她有四个孩子，最大的十二岁，最小的才三岁。她来沙特已经五年了。她的丈夫在雅加达打工，收入不稳定。她的四个孩子由她的母亲照顾。
“我的小女儿已经不认得我了，”诺拉说，“上次视频的时候，她管我叫阿姨。”
诺拉说完这句话，我们都沉默了。
我想起哈维尔。上次视频的时候，他正在看卡通片。我叫了他好几声，他才转过头来看屏幕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我说快了。
他说：“你上次也说快了。”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还有一个叫艾莎的，来自肯尼亚。她没有孩子，但她要赡养她的父母和三个弟弟妹妹。她的父亲瘫痪在床，母亲有糖尿病。她的弟弟妹妹还在上学。
“我爸的药快吃完了，”艾莎说，“我妈上个月住院花了很多钱。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在这个公园里，我们都是同一个命运的人。我们都是被卖掉的母亲、女儿、姐妹。我们都把自己的身体和时间卖给了一个陌生的家庭，换来的钱汇回了地球另一端的家。
我们用这些钱给孩子治病，给父母养老，给弟弟妹妹交学费。
我们把自己拆成两半。一半在异国他乡，像机器一样运转。另一半留在了家乡，活在对亲人的思念里。
在这个家里，我最怕的不是工作量大，不是睡眠不足，不是孤独——而是那根棍子。
男主人有一根短棍，大概三十厘米长，用木头做的，表面光滑，握在手里很顺手。他从来不亲自动手打我。但有一次，他当着我的面，用那根棍子打了阿米拉。
那天阿米拉在打扫客厅的时候，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水晶花瓶。
阿米拉跪在地上捡碎片，手指被割破了，血流了一地。她一边捡一边道歉，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
男主人走过来，什么话都没说，拿起那根棍子，抽在阿米拉的后背上。
一下。两下。三下。
阿米拉没有叫。她只是缩着身体，用手臂护住头。
我站在旁边，吓得浑身发抖。我想去拦住男主人，但我动不了。我的腿像被钉在了地上。
那一刻，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。我是一个胆小鬼。一个为了钱出卖自己、连为同伴说句话都不敢的胆小鬼。
那天晚上，阿米拉趴在她的床上，后背肿得很高，有几道青紫色的痕迹。我帮她擦药。她咬着枕头，没有发出声音。
“你为什么不去投诉？”我问她。
她苦笑了一下。“投诉给谁？警察吗？警察来了，他们会帮谁？我是外国人，没有证件，没有权利。雇主可以说我偷东西，可以把我关进监狱。谁会相信我？”
我沉默了。
她说得对。
在这个国家，我们没有任何权利。我们的护照被雇主扣着。我们没有合法身份，没有自由，没有保护。雇主可以随时解雇我们，克扣我们的工资，甚至打我们。如果我们反抗，他们会把我们交给警察，说我们偷东西、不服从管理。警察会站在他们那边。
我们是奴隶。
现代社会的奴隶。
只不过我们有一张合同，合同上写着我们是“自愿”的。
来沙特的第八个月，哈维尔终于做了手术。
手术那天，我请了假。雇主很不情愿，但最终还是同意了。条件是那天我的工作要在前一天提前做完，而且请假的那天要从我的休息日里扣。
我答应了。
我在凌晨四点就把所有的工作做完了。然后，我坐在佣人房里，打开手机，等着我母亲发来消息。
手术进行了四个小时。
这四小时里，我一动不动地坐着，盯着手机屏幕。我想象着哈维尔被推进手术室的样子。他一定很害怕。他一定在找妈妈。
但我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我能做的，只是每个月把钱汇回去。用这些钱买他的手术，买他的康复治疗，买他的未来。
可我买不到他需要的我。
下午两点（沙特时间），我母亲发来消息：手术成功。
我捂住了嘴，不让自己哭出声来。但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男主人正好从楼上下来，看到我在哭，皱了皱眉。“别偷懒，”他说，“去准备下午茶。”
我擦干眼泪，站起来，走进厨房。
我泡了红茶，切了水果，烤了点心。我把茶具摆得很整齐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但我的心不在这里。我的心在五千公里之外，在那个简陋的医院病房里，在哈维尔的病床前。
我想握住他的手。我想告诉他，妈妈在这里，别怕。
但我只能把茶杯端到男主人面前，轻声说：“先生，您的茶准备好了。”
他说：“放那里。”
我放下茶杯，退后一步，低下头。
这是我每天都要做的动作。成千上万次地低下头。在这个家里，我不能抬头看人。我的目光只能看着地面，看着雇主脚边的地面，看着拖把、抹布、锅碗瓢盆。
我的世界，就是这栋别墅的地面。
哈维尔的世界，在那间病房里。
我们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。
哈维尔手术后，我开始每周给他打一次电话。
说是电话，其实是视频通话。我母亲买了一部二手的智能手机，专门用来和我视频。那部手机花了她省吃俭用好几个月的钱。
每次视频，哈维尔都坐在屏幕前，看着我。
他不怎么说话。
我问他在学校怎么样，他说还好。问他腿还疼不疼，他说不疼了。问他有没有想吃的东西，他说没有。
然后就是沉默。
他看着屏幕里的我，我看着屏幕里的他。
我想告诉他，妈妈很想你。妈妈每天都在想你。妈妈每天早晨醒来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妈妈每天晚上睡觉前，最后一个想到的也是你。
但我说不出口。
因为说了也没用。说了我也不会出现在他面前。说了我也不会在他摔跤的时候扶他起来，不会在他考试考好的时候抱抱他，不会在他生病的时候守在他身边。
我是一个缺席的母亲。
一个只会寄钱、不会出现的母亲。
有一次，他终于开口了。他说：“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我说：“快了。再等一等。”
他说：“你上次也说快了。”
我说：“这次是真的快了。”
他说：“你骗人。”
然后他挂断了电话。
我母亲后来发消息说，哈维尔哭了很久。他说他不要钱，他只要妈妈。
我母亲说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
我也不知道。
因为他说得对。我在骗他。我的“快了”不是“快了”，是“还有八年多”。
八年多。
等他再见到我的时候，他已经十四岁了。他已经从一个五岁的、需要妈妈抱的小男孩，变成了一个青春期少年。
这八年里，我会错过他的第一次毕业典礼，第一次得奖，第一次挨批评，第一次打架，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孩。
我会错过他的成长。
而这些都是用钱买不回来的。
有人问我，你后悔吗？
后悔签了那份合同？后悔为了三万块钱的预付金，把自己卖了十年？
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我没有签那份合同，哈维尔会怎样？
他可能永远站不起来。他可能一辈子都要拄着拐杖，或者坐轮椅。他可能被其他孩子嘲笑，可能永远找不到工作，可能永远结不了婚。
他可能恨我。恨我没有给他做手术。
我宁愿他现在恨我，恨我不在他身边，也不愿意他将来恨我，恨我让他成了一个瘸子。
所以我告诉自己，我不后悔。
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当我躺在那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，听着空调外机的嗡嗡声，我会想起哈维尔的小手。他的手很小，手指很短，指甲圆圆的，像一颗颗小贝壳。
我会想起他趴在我背上睡觉的感觉。他的呼吸很轻，像小猫咪一样。他会流口水，把我的衣服弄湿一大片。
我会想起他叫我妈妈的声音。“妈妈”这两个字，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。
然后我会哭。
我会哭得很厉害，把枕头都打湿了。我会咬住被子，不让声音传出去。如果被雇主听到我哭，他们会觉得我疯了，或者觉得我在偷懒。
我会哭到累了，然后就睡着了。第二天凌晨四点半，闹钟响起来，我又会起床，开始新的一天。
我会擦干眼泪，穿上制服，走进厨房，开始准备早餐。
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。
一个卖掉了自己、换儿子一个未来的母亲的生活。
我叫玛丽亚·桑托斯。今年三十二岁。我是菲律宾人。我是一个母亲。我是一个女佣。
我是一个把自己卖了十年的人。
我不知道等我“自由”的那一天，哈维尔还认不认得我。我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叫我妈妈。
但我知道，他会走路。他会跑，会跳，会踢足球，会骑自行车，会做所有正常孩子能做的事。
这就是我卖掉了自己换来的。
这就是我的“魔鬼交易”。
而我，愿意承受这一切。
因为他是我的儿子。
而我，是他的妈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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